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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國民》
導 演:萬 仁

座談 人: 李泳泉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講師)
李筱峰(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李敏勇(詩人,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
記 錄:李倩君
照片提供: 萬仁電影有限公司


電影本事:
許毅生,一位五十年代參與政治讀者會而被判無期徒刑的老人,在當年捉人過程無意中出賣好友陳政一,以致陳被槍決而下落不明。許關滿十六年出獄後,因愧疚而自囚於養老院十多年。一日許心臟病突發,他決心外出尋找陳之墓地。

劇情介紹: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許毅生(林揚飾)在台灣解嚴前參加讀書會(當時參加者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被政府視為思想有問題者),目睹同志陳政一(醫師)為挽救其他同志性命而甘願擔罪遭到槍殺,臨刑前,陳先生用手指比著戒嚴法二條──唯一死刑,許先生撫今追昔,當時陳先生被槍殺的地點在馬場(今青年公園)回顧陳的死壯烈,生者已老,心已死,死者之魂今安在,只存容顏入夢來許被判無期徒刑,原本一家和樂,妻彈一手好琴,父女隨歌起舞,煞羨多人,但他後來被抓,其女許秀琴(蘇明明飾)刻骨銘心難忘懷那一幕抓走人的景象。

 
他坐牢12年,16年自我囚禁,他回顧出獄後,30多年來,一直在尋找陳先生墓下落,因此不顧女兒之請求同住,而堅持要住在養老院,說要補償朋友,許先生每當想起往事,遭挫折神情落寞憂傷,為了理想竟落此田地,其女不願再見夫婿投入選戰,,解嚴後雖政府民主,但夫婿蔡添才因參與選舉行賄被搜家,許從南部回女兒家,看到家遭變一片零亂,就想起昔日參加讀書會被抓的景象,今昔對比,令人晞噓!其女回顧父被囚在綠島她不滿父和媽協議離婚,為了理想,拋母別女,只顧自己不管家人,爸在媽死後捧著骨灰在身邊有何用?後來許先生還是堅持出去找陳先生墓的下落,總算找到了,戲也落幕了


李敏勇:這部電影對戰後台灣的歷史有某種深沉的投影。一九八○年代以後,九○年代開始我們的社會才對台灣戰後的歷史做某種程度的回憶。結算整個戰後歷史是從一九八○-九○年代開始,社會有某種政治解放的條件時才能回顧。在台灣不只電影,也有很多書籍從事這樣的回顧,本片跟前幾場影片不太一樣,是較為直接的政治回應的電影。在台灣戰後電影史有某種典型性。今天從電影的政治及政治的電影來談。

李泳泉:本片在首映時有一位國民黨官員說:「看這部影片很感動,但是我們要向前看。」現任勞委會主委陳菊(當時為台北市社會局長)說:「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可以原諒,但是不可以忘記。」我們現在看待過去的事情時,很多時候卻被種種因素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沒辦法好好的省視過去,在片中有很多很特別的例子,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李筱峰:我想最需要看本片的應該是以前專門擁護專制獨裁政權蹂躪人權的這些人,當年民主運動時,如何壓迫台灣人?如何擁護獨裁政權厲行白色恐怖的那些人,最需要看本片。首先,容我先指出片中所出現的二個錯誤,一個是被判刑時應該跟據懲治叛亂條例,而不是戒嚴法;另一個地方是陳先生要被槍決時手比二條一唯一死刑的條例也是懲治叛亂條例而不是戒嚴法。本片的價值也表現出這樣的精神,本片用倒敘法結果讓我們發現兩個時代的不同,讓我們在兩個時代之間激盪徘徊。我常常想起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說:「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一直在進步、在變化,但是理想卻一直消失,片中讓我很感動的是兩個時代形成很強烈的對比,例如片中在總統府前的兩個先後不同時代的閱兵典禮,同樣一個地點,先出現的一場閱兵是日據時代末期,站在台上閱兵的是台灣最後一任日本總督安藤利吉,經過他前面的軍隊,是被叫去當日本兵的台灣子弟;第二場出現的閱兵,鏡頭又換到現在同樣的場景、地點,但是統治者已換成蔣介石,經過其前面的軍隊,也同樣是台灣子弟。這兩場閱兵的鏡頭的電影配樂,前者是日本軍歌,後者是「反攻大陸歌」。當我看到這種前後場景的對比時,眼淚掉下來了,很感慨為什麼台灣人的命運是這樣,到底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在片中這種對照的地方有很多,我覺得這是這部電影中,精彩而發人省思之處。

 本片在首映時有很多國民黨的官員來欣賞,當時有人說:「要向前看,要走出悲情」。這是常常聽到的官話。但是什麼叫悲情,現在的年青人完成不知道什麼是228事件、什麼是白色恐怖,走過獅子林時不知道以前叫東本願寺、走過來來飯店時也不知道過去那個地方是如何蹂躪人權的地方,所以要年青人走出悲情,簡直笑話,因為他們完全不瞭解悲情,要如何走出悲情。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走入悲情〉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要進步必須要有歷史,尤其要瞭解過去的辛酸艱苦,更能激發向上的動力,因此我覺得走出悲情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要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教育要讓學生走入歷史的悲情,從歷史的悲情去感受人性,感受社會的動力在那裡,感受時代的脈搏是什麼,這樣才能真正從悲情走出來,不然過去的人就白白犧牲了。

李泳泉:這部電影讓我很感動的是可以聽到片中很細緻的聲音;當年在戲院看時音樂很大聲,所以那種有點距離、有點憂傷的感覺不見了。本片的聲音是由今年得到坎城影展技術獎的杜篤之先生所錄,最精彩的地方之一是聲音進、聲音出,用聲音轉場,例如從照片轉到獅子林、從腳鐐聲轉到刀叉聲,本片中有很多這種情況。甚至有很多是原音重現,同時有弦外之音;如我們看到筆在書寫時,彷彿聽到一個人在啜泣的聲音。片中經常用很細緻的聲音讓我們感覺到主角心理在掙扎、回想、反省的過程。回看過去的方式有些是用模擬呈現,模擬呈現接合過去的歷史片段,雖然演出的部份是虛構的,但是情境跟歷史接合在一起時整部影片中充滿著過去及現在的對比之下,人的處境的無奈及荒謬。如許毅生走在街頭面對遊行群眾時,竟然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跟過去充滿理想的狀態成為非常強烈的對比;因為時間的折磨導致現在的無力,過去的理想成為現在的喟歎。

李敏勇:本片的名稱《超級大國民》有很大的反諷性,敘述者幾乎都是七○︱八○歲的人。台灣經過日本統治、戰後歡迎祖國,在片中敘述的是在白色恐怖因政治問題被抓去關所發生的故事,對政治的歷史一直到八九年代才處理八九年代後商業化社會時,已經能處理政治時,我們並沒有看到很多電影來處理政治,變成對自己的歷史沒有回憶,失去記憶。等到可以記憶時會變成沒辦法去反省歷史,當電影變成一種藝術形式時,導演有很多不同的企圖,有欣賞性、有商業性,有些導演會透過電影的形式去探討一些東西,一個有文化或注意文化的國家,在一九八○年代特別在八七年解嚴後有各方面反映當時的歷史,把失去記憶的歷史找回來,讓走向未來的人知道歷史、記取教訓知道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就是比較有文化意函的國家能形成的條件如日本二次大戰後有一段時間去反省戰爭時代的意義,用不同的角度來反省,很多國家在很多時機中不只一次在特定的時機去思考及反省。

李筱峰:對於過去泛政治的教育,本片提出相當不客氣的批判,相當貼切。例如有一段是小孩到綠島探視父親回來之後,學校一直調查她,叫她去辦公室詢問,這顯現出當時教育的本質就是這樣,這是真實的事,當時如果是政治犯的家庭,小孩都會遭受到特別的待遇,老師必須一直作記錄,也顯示當時教育是政治的一種工具,也反映出當時的時代。

李泳泉:本片中同樣的場景經過不同的領袖在總督府總統府前閱兵的荒謬性。本片中也有很多地方用其他方法呈現出這樣的荒謬,如當主角去找吳教授時,在樓上樓下都有鐵門,顯示出他被監禁了一段時間出來之後,又把自己關到裡面去;如當吳教授在聽反攻大陸歌時,畫面是在抓人,這些部分都處理的很細緻。從台灣解嚴到現在也已經過十多年了,關於嚴肅檢視過去台灣狀態的電影還是很少;除了本片外,如「悲情城市」或多或少有一些,「香蕉天堂」是描寫外省人的處境,「天馬茶房」是描寫二二八的年代。

李敏勇:政治壓迫、白色恐怖的歷史可以討論時,我們面臨了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一個正常的社會從經濟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是共構出來,這樣的條件下才能讓國家變成近代意義的美麗國家,文化要不斷反省、提供思考、提供想像甚至提供批評,可惜的是台灣在特殊的歷史中所有人在這種條件下都是被扭曲的如二次大戰結束後,在反省戰爭或文學作品中都有很多的檢討,將經過那樣的年代裡,能活下來的知識份子可能心理上都被扭曲了才能苟延殘喘。社會的進步有很多文化的力量在支持,第一是認識,每個人都能體會到那樣東西,第二是記錄,如藝術電影能記錄那些東西,第三是思考,用很多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第四是批評,我想台灣比較缺少這樣的反省台灣社會如果沒有這麼多的思考,我想恐怖的政治幽靈隨時盤旋在我們上空等待著復活,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自由之路不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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